第18章 吃饭小组(1 / 1)

信息,不一定非得靠网线传出去。有时候,一张账单、一块馒头,甚至一勺米,就能把真相从地狱里,一点点搬回人间。不是靠喧哗,而是靠渗透。靠那些被忽视的小事,像裂缝里的水,日积月累,总有一天会把大坝冲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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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被调岗的通知来得悄无声息,像一场没响的枪。没有会议,没有签字,连一张正式文件都没有。只是一通短促的口头通知,说得很轻巧:“厂办安排你去后勤组临时帮工,配合食堂监督员进行‘食材分发与数据辅助登记’。”

我当时点了点头,什么也没问。

但我心里明白,这不是什么“升迁信任”,也不是“临时调剂”。它的本质,叫做“二次监视”。

表面上,后勤的活清闲、走动多,不用进车间,不用接毒,不用跑夜班,甚至还能每天接触厂内物资账目,算得上“轻职优岗”。换做以前,不知有多少人眼红。

但这位置越“清闲”,越是陷阱。越自由,越是牢笼。

这活儿能不能干出花来,关键不在“岗位”,而在“胆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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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主管叫林存根,五十开外,是厂里最典型的“老油条”,脸皮厚得能挡枪。他戴着一副旧眼镜,镜片早被油渍磨模糊了。讲话慢吞吞,总是一副“与世无争”的表情,但笑的时候却总让人觉得心里发毛——因为他从不真笑,他只是在“顺着规矩做样子”。

第一天他带我熟悉工作流程,手上拿着一本折角卷边的表格样本,一页一页翻给我看:

“早餐几号窗口供应多少人?主食用几百斤?哪个工段反馈口味问题?哪个班组退菜?你统统别管,只负责一件事——把人家给你的数字,原封不动记下来。”

他盯着我:“记住,你是个‘笔’,不是‘脑’。你写,但不想;你问,那你就得走。”

我点头:“明白。”

我嘴上答应得快,心里却记下了另一层意思——这些“不能问”的地方,往往藏着最深的秘密。

这张所谓的“每日食材调拨表”,表面是后勤的例行公事,实际上却像是一面筛网。谁掌握了它的细节,就能看见厂里内部物资是怎么被分走、被掺水、被转移的。看清它,也就等于摸到了“制度的褶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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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天站岗,我守在食堂后厨边,看着几名临时工将一袋袋大米从运输卡车上搬下来。纸面上的报表写着“150斤”,但我数了数,那车一共卸了十二袋,每袋至少三十斤起。

我装作好奇地问了一句:“卸多了?是不是填错数了?”

搬运工头连头都没抬,手里的烟磕了一下灰,冷冷地说:“上面写多少你就记多少,少打听,别多事。”

我点点头,翻开表格,把“150”照抄上去。但在备注栏,我用红笔圈了一个“★”,写下:“实到数疑似超额。”

第二天是豆腐和青菜配送。账面上标着“新配送青菜300斤”,我看见冰柜压根没动,厨师只翻出前一天剩下的一半热锅再炒,连调味都没换。多余的几桶绿皮塑料箱,被夜里一辆小面包车拉走,方向是厂区东门。

车牌贴了黑胶布,但我在菜缝中窥出前两个字母:“赣b”。

我心头一紧。

这不是偶然的调拨。这是一次熟练的分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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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第三天,我决定试试水。我在中午鸡蛋分发表上,故意将配送数量多写了两个单位。

我想看看,这个系统,是真混还是“有人值班”。

结果还没等我下班,就被叫去了出纳办公室。

那是一间十平方米不到的灰色小屋,堆满了账簿、盒子和被密封的文件夹。纸张的味道混着霉味,像一个封死的档案室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悦。

她站在办公桌前,一身灰蓝衬衫,头发扎得紧紧的,戴着一副旧款方框眼镜。她不抬头,就一句:

“你是净空?”

我点头:“是。”

她翻出一页表格,甩到我面前,冷冷地说:“你今天把鸡蛋数写错了。”

我装傻:“哦?手滑了吧,写多了点。”

她不动声色,盯着我三秒,说:“我查过你的背景。你是调岗的,有处分记录,还在班会上‘发过言’。”

我笑容一僵,没接话。

她继续道:“我觉得你不是不小心。我觉得你在‘试水’。”

我心跳忽然慢了一拍。

她却忽然停住,拉出一本小本子,在上面写了几个字,轻轻推过来:

“你知道‘小翠’吗?”

我喉头一紧,低头在纸上写:“她是079号。”

她点了点头,眼神像是放松了一些,轻轻吐出一口气:“我等你很久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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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告诉我,她早就察觉到账目有问题。

但出纳无权过问物资调度,她能做的,就是暗中把每日的“原始账单”偷偷存档,然后一笔笔和食堂日报表做比对。

她不敢声张,更不能举报。她只能等,等一个“进过黑名单”的人,等一个她知道“已经被厂里半抛弃”的人,来接她手里的那把“钥匙”。

我就是她等来的那个人。

“你写的‘死亡手册’,我知道。”她忽然说。

我整个人像被敲了一记。

“别紧张,”她看着我,“我不会报告。”

“但你要答应我,把它复印两份。一份放我这里,一份你自己留。再然后,我们一起继续查账——你写,我算。”

她盯着我:“但你得明白,一旦开始,就不能回头。我们不是在记流水账,是在翻尸体。”

我看着她的眼睛,沉默三秒,然后点头。

“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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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天起,我每天下班后都去找她。

她把那天的“原始调拨单”递给我,我拿出我填的日报表,两人一项一项比。她用铅笔圈出“疑点字段”,我用蓝墨水勾勒物资流动方向图。我们像拆炸弹一样,一点一点追查。

结果令人作呕:

每周三晚,冷藏肉制品被“出货”,但没有进账明细;

每周五黄昏,调味品空桶被盖上“已处理”标签,实则未开封;

每日主粮配送中,25%的数据为“回扣量”——按每月进货量估算,每月至少5000元原料下落不明。

这些东西,没有改善伙食,也没进仓库存档。

它们被“吃”了。

吃的人是谁?——没人知道。但那些账目,最终流进了一个我们查不到名下、只在财务日记中模糊记录为“特殊账户”的去向。

我们终于明白:

这厂子不只是压人、杀人,它在“吃人”。

吃那些病死工人的菜钱,吃那些精神崩溃者的营养补贴,吃那些“查无下落”的人的饭票余额。

人死了,账却还在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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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深夜,庄悦递给我一个U盘,贴着胶布,写着“对照底本”。

“里面是我们查到的全部数据、账本复印件和流向图,你收着。”

我盯着她:“你……不怕?”

她点了点头:“怕得要命。”

“那你还帮我?”

她轻轻笑了一声,眼神平静:“因为我知道这地方没救了。但如果你能出去……如果你真能把这些拿到外面——那小翠,她就不是白死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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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晚我把U盘藏在鞋底夹层,一整夜不敢脱鞋。洗澡都站在冷水管下,脚不沾地。

我明白,我们不是在查账。

我们是在替死人找账本。

不是替他们讨钱,而是讨命。

——他们欠的,是命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