厂区总弥漫着潮湿的霉味，车间铁皮屋顶被雨点击打得咚咚作响，像无数只看不见的手在叩门。我翻看着各班组交上来的周报表，油墨字迹在潮湿空气里晕染开来，恍惚间觉得这些数字也像这天气般黏腻混沌。

“厂长，权力下放确实减轻了您不少负担。” 维修老周端着搪瓷缸走进来，杯口腾起的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片，“现在各班组自主性强多了，您也能腾出精力抓整体规划。”

我合上报表，望向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幕。三个月前推行的班组自治制度，本意是打破管理层级臃肿的僵局，让基层管理者真正扛起责任。但此刻看着窗外摇晃的晾衣绳，那些被雨水浸透的工装沉甸甸地垂着，莫名涌上一丝不安。

变故发生在一个淅淅沥沥的午后。卞金光浑身湿透地冲进办公室，安全帽檐还往下滴着水，脸上的神情却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亢奋：“厂长！您得管管老董！”

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袖口蹭过的地方露出几道新鲜的划痕，“今天油罐车来装油，他负责押运，结果趁机往自己三轮车上装了两袋大豆！”

我的钢笔尖在报表上洇出个墨团。老董，是厂里资格最老的班组长之一，从建厂起就在这儿，论辈分还是我远房堂叔。权力下放后，他负责颗粒生产兼管仓储物流向来是厂里的 “重地”。

“我亲眼看见的！” 卞金光见我沉默，急得直跺脚，“他先往车上搬油桶，趁司机签字的空当，又从晒场扛了两袋大豆。那动作麻溜得很，还跟我说‘老卞，这个年纪了别多事’！”

他突然压低声音，“厂里谁不知道他是出了名的‘不空手’？去年冬天锅炉房的煤少了半吨，前年仓库的劳保手套成箱失踪......”

窗外一道闪电划过，照亮了卞金光涨红的脸。我想起权力下放时老董拍着胸脯的承诺：“放心，有我盯着，一根针都不会少！” 如今那些信誓旦旦的话语，像被雨水泡胀的牛皮纸袋，轻轻一戳就破。

当晚我把老董约到空荡的会议室。老式吊扇吱呀作响，在墙上投下晃动的阴影，他进门时带起的穿堂风，将桌上的会议记录吹得哗哗翻动。

“堂叔，最近工作还顺手吧？” 我推过去一杯凉茶，杯壁凝结的水珠在桌面上蜿蜒成河。

老董摩挲着搪瓷杯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：“好着呢，就是卞金光那小子，总爱挑刺。” 他突然提高音量，“厂长，您搞权力下放，总得给我们这些老人留点面子吧？”

“晒场的大豆......” 我话未说完，就被他打断。

“哦，那是帮食堂带的！” 他脖子一梗，“李师傅说最近豆子不够用，我顺手捎两袋。” 他的皮鞋在水泥地上碾出刺耳的声响，“现在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做事！”

我盯着他额角暴起的青筋，想起卞金光描述时比划的动作 —— 老董装车时特意把大豆塞在油桶中间，用防水布仔细遮盖。

“堂叔，制度刚推行，大家都看着呢。” 我尽量让语气温和，“以后这类事，按流程走审批......”

“审批审批！” 老董突然拍案而起，震得茶杯里的凉茶溅出来，“以前厂长都没这么多规矩！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不认亲戚了？”

他转身摔门而去，铁皮门撞击门框的巨响，在空荡荡的楼道里久久回荡。

这场谈话像投入深潭的巨石，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。

第二天，食堂卞大姐找到我，赌咒发誓说从未让老董带过豆子；卞金光的工位上被人泼了机油，工具箱的锁也被撬坏；更有匿名信塞进我的信箱，字迹歪歪扭扭写着 “过河拆桥”“忘恩负义”。

权力下放带来的短暂清明，在这场风波中摇摇欲坠。

我站在厂区监控室，看着屏幕里老董指挥工人装车的画面，他的动作依旧娴熟，偶尔抬头望向摄像头时，眼神里却多了几分挑衅。

技术主管调试着新安装的电子围栏，金属网在阳光下泛着冷光：“厂长，这套系统能实时监测重量异常，以后......”

“以后？” 我苦笑一声。窗外，工人们正忙着将晒场的大豆转移到封闭仓库，老董站在人群外，双手抱胸，身旁的三轮车斗里空空如也。

但我知道，真正需要加固的不是物理围栏，而是人心筑起的信任防线。

“权力就像手中的沙，握得太紧会流失，放得太松会失控。” 我对着监控屏幕喃喃自语。

大雨又至，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，仿佛无数个声音在质问：当人情与制度碰撞，当信任遭遇背叛，管理者该如何在放权与监管间找到平衡点？

这场风波最终以老董主动辞职收场。他收拾东西那天，我在他储物柜里发现半袋散落的大豆，豆粒间还夹杂着几片枯黄的晒场稻草。

他临走时丢下一句话：“我干了三十年，没想到败给了个外来人。”

雨停后的厂区空气格外清新，电子围栏的警示灯在暮色中规律闪烁。我重新修订了班组考核制度，增加了交叉巡检与匿名举报通道。

在新制度宣贯会上，我望着台下或期待或怀疑的目光，缓缓说道：“权力下放不是放任自流，而是责任的传递。就像风筝飞得再高，也需要底线的牵引；航船行得再远，也离不开灯塔的指引。”

夜风掠过新栽的香樟树，树叶沙沙作响。远处车间的灯火次第亮起，照亮了墙上重新粉刷的标语：“制度是铁律，信任是基石，二者缺一不可。”

这场管理危机教会我，真正的管理智慧，不在于权力的收放，而在于如何让规则的刚性与人情的温度，在碰撞中达成微妙的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