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贡比涅森林:一节火车厢里的“投降”与“和平”(1 / 1)

要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,那我们还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天说起。公元1918年,秋。欧洲大陆上那场搅得天翻地覆、血流成河的“世界大战”,已经打了四年多了。四年时间,足够让鲜花变成焦土,足够让小伙子变成白骨,也足够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,变得摇摇欲坠。

咱们的主角之一,德意志第二帝国,此刻就有点撑不住了。

想当年,德国刚开打的时候,那叫一个气势如虹,施里芬计划玩得飞起,差点就把巴黎给端了。可惜,马恩河挡住了去路,从此西线就变成了绞肉机,双方挖着看不到头的堑壕,堆上了几百万条人命,谁也奈何不了谁。

但是,时间是公平的,也是残酷的。打了四年,德国的血快流干了,资源快耗尽了,国内老百姓饿得前胸贴后背(英国的海上封锁可不是闹着玩的),人心也散了。更要命的是,西线的战局在1918年夏天急转直下,协约国憋足了劲儿(尤其是新加入战局、精力充沛的美国大兵),发动了“百日攻势”,把德军打得节节败退。

后方也不稳。水兵在基尔港闹起了兵变,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,皇帝威廉二世一看大事不好,脚底抹油,跑到荷兰当寓公去了。国内群龙无首,一片混乱,政权落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·艾伯特手里,一个崭新的“魏玛共和国”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。

这个时候,德国的实际掌权者——以兴登堡元帅和鲁登道夫将军为首的军方大佬们,心里跟明镜似的:这仗,打不下去了。再打,德国就要彻底崩溃,甚至可能像俄国那样爆发赤色革命。但是,让他们这些一辈子高傲惯了的普鲁士军人去低头认输?面子上挂不住啊!

于是,这帮“聪明人”想了个“妙计”:让新成立的文官政府去谈!让那些搞政治的去承担“投降”的骂名!我们军人嘛,虽然仗打输了,但“非战之罪”,是被后方的政客们“从背后捅了一刀”(这就是后来臭名昭着的“刀刺在背”传说的源头)。

就这样,一个烫手的山芋,被甩给了刚刚成立、屁股还没坐热的魏玛共和国政府。而代表德国去进行这趟屈辱之旅的,领头的不是将军,而是一个叫做马蒂亚斯·埃尔茨贝格尔的中年男人。

埃尔茨贝格尔是德国中央党的领袖之一,是个文官。你想想,一个文官,要去跟对面那些杀气腾腾的战胜国将军们谈“停战”,而且是代表一个实际上已经打残了的国家去谈,这压力得多大?这心里得多憋屈?但他没得选,为了德国不再流血,为了国家不至于彻底崩溃,这口黑锅,他得背。

时间:1918年11月8日。

地点:法国,贡比涅森林深处的一块铁路侧轨上。

为什么选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?据说是因为法国人想避免谈判地点(以及德国代表)受到不必要的干扰(或者说,是想让德国人彻底死了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心)。

这里停着一列火车,其中一节编号为2419d的豪华餐车(请记住这个编号,它以后还会出场),就是双方会谈的地点。车厢的主人,是协约国联军总司令,法国元帅费迪南·福煦

福煦元帅,那可是个狠角色。打了一辈子仗,性格刚毅,甚至可以说有点冷酷。当埃尔茨贝格尔带着德国代表团(里面也包括一位少将、一位海军上校和一位外交官)走进这节装饰考究、气氛却冰冷得像冰窖的车厢时,迎接他们的,是福煦元帅那张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脸。

埃尔茨贝格尔先开口,大概是想表达一下“我们是来谈停战条件的”。

福煦元帅怎么回的?据说他连眼皮都没抬多少,冷冷地说:“你们有什么条件可谈?我是来告诉你们我的条件的。”(原文大概是法语:“Ask for an armistice? I am here to tell you the terms.” 霸气侧漏,也完全没给对方留面子。)

得,这哪是谈判啊,这纯粹是单方面下达命令。

接下来,福煦元帅就宣读了协约国拟定的停战条件。一条条听下来,德国代表团的脸色越来越白,心越来越沉。那条件,苛刻得简直不像“停战”,更像是“解除武装投降”:

1 立刻停火:签字后6小时生效。(这是唯一的“好消息”)

2 撤军:15天内,德军必须撤出所有占领的法国、比利时、卢森堡领土,以及阿尔萨斯-洛林地区(这地方本来就是德国从法国手里抢的)。

3 撤到莱茵河东岸:德军主力必须撤到莱茵河以东,莱茵河西岸以及东岸纵深地带由协约国军队占领。(等于把德国的西大门彻底交给了对方)

4 交出大量武器装备:五千门大炮、三万挺机枪、两千架飞机、五千辆火车头和卡车……基本上等于把德军的主要家当都交出去。

5 交出海军主力:大部分战列舰、巡洋舰、驱逐舰,以及所有潜艇,都要开到协约国指定的港口扣押或解除武装。(德国公海舰队算是废了)

6废除之前跟俄国、罗马尼亚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。(等于德国在东线捞的好处也全吐出来)

7 维持海上封锁:在最终和约签订前,英国人那要命的海上封锁,继续!德国老百姓还得继续挨饿。

埃尔茨贝格尔听完,整个人都快懵了。这条件,也太狠了吧?他试图争辩几句,比如能不能延长撤军期限?能不能少交点武器?能不能稍微放松点封锁,让老百姓有点吃的?

福煦元帅的态度是:没得谈 。要么接受,要么拉倒。给你们72小时考虑,过期不候。要是还不签,那协约国军队就继续前进,后果自负。

埃尔茨贝格尔赶紧把电报发回柏林,请示艾伯特政府。柏林那边也是愁云惨淡,军队将领(兴登堡亲自回电)表示前线顶不住了,必须签,哪怕条件再苛刻也得签,不然德国就完了。

于是,在巨大的压力和屈辱之下,1918年11月11日凌晨5点多,还是在那节冰冷的火车车厢里,埃尔茨贝格尔代表德国,在停战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协议规定,停火从当天上午11点正式生效。

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,西线上持续了四年多的枪炮声,终于,渐渐平息了。士兵们从堑壕里爬出来,难以置信地互相望着,空气中弥漫着死里逃生的庆幸,但也夹杂着迷茫和不安。

战争是结束了,但和平真的来了吗?

对于协约国来说,这是胜利。对于福煦元帅来说,这是他军人生涯的顶点。但对于德国来说,贡比涅森林里的这纸协定,以及签署它的方式(文官背锅,军方甩锅),却像一根毒刺,深深扎进了德意志民族的心里。

“我们没有被打败,我们是被出卖了!”——这种想法,像病毒一样开始蔓延。

而那节编号2419d的火车车厢,也因为承载了德国的“屈辱时刻”,而被历史牢牢记住。谁也没想到,二十多年后,另一个出生于奥地利的日耳曼人,会以胜利者的姿态,再次来到贡比涅森林,找到这节车厢,导演一出惊人的“复仇”戏码。

当然,那都是后话了。

此刻,在1918年的那个冬天,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,和平的曙光看似降临。但贡比涅森林里埋下的那些怨恨、屈辱和不甘的种子,已经在寒冷的土地下,悄悄开始发芽了。

真正的麻烦,还在后面呢。那场决定未来格局的、更加吵闹、更加复杂、也更加关键的“算账大会”——巴黎和会,马上就要开锣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