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三亚那天，我乘坐一辆中巴车，顺着海南岛西部海岸线一路北行。城市的喧哗、旅游的光影渐渐在车窗之外褪去，我进入了一座更为沉静的城——儋州。

这是一座没有太多游客会专程来的地方，但对我而言，它却是一座必须朝圣的城。

因为这里，埋藏着苏轼最后的诗魂；因为这里，是海南西北的文化孤岛，是大海风暴掀起的边缘之声。

一、东坡书院：流放者的思想灯塔

我的第一站，是东坡书院。

它坐落在儋州市区西南的一块缓坡之上，不高不远，却足够静谧。走进书院，青砖灰瓦，廊柱古木，满目是岁月走过的痕迹。院中那株相传为苏轼亲手所植的“苏公榕”，枝叶如伞，根盘如龙，沉默不语，却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。

我站在讲堂前的石阶上，读着他晚年留下的诗句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
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那个被贬至海南的中年文人，带着半生的锋芒与悲愤，在这蛮荒之地一笔一墨地教人、种地、筑屋、立书院。他没有颓败，反而在这偏远之地发出了他一生中最平和而深刻的思想回响。

一位看守书院的儋州老人说：“东坡先生在这儿住了三年零八个月，离开那天儋州人都哭了。”

我看着书院后山，写下：

“儋州的魂，是诗，是信仰，是被流放之后依然选择创造的人类意志。它不高声疾呼，却在潮湿空气中持久地存活，一如榕树根，一如那句‘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’。”

二、调楼村与渔人歌：边缘的海风低语

离开书院，我南行数十里，来到临海的调楼镇。

这是一个少有人知的渔村。岸边停着几十艘蓝白相间的渔船，渔夫们正在修补网具。孩子们光着脚在滩涂捡贝壳，老人蹲在潮湿的石阶上剖开螺肉。空气中是鱼腥与海草混合的味道，不难闻，却直击心底。

我被一户渔家的歌声吸引，循声走去，见一位老妇坐在家门口一边织渔网一边哼唱。

我问她唱的是啥。

她笑：“是我们调楼调子，是祖辈留下来的。没文字，靠耳朵记。”

她唱的调子婉转悠长，唱的是海的变化、风的方向，还有梦里回家的船。

我坐在礁石上，看海听歌，忽然理解了儋州的另一面——它是一座有“文化”的城市，但这种文化不止于书院、碑刻和古诗，它还藏在渔歌里、浪声里、晾晒的鱼网上，是一种无声的坚守。

我写下：

“儋州的文化不是孤立在碑文里，它与海、风、渔网、方言融在一起。它不是显学，它是民声，是那些不被记录的诗，在阳光下漂白、在风中发酵、在咸湿中传唱。”

三、洋浦古港：旧港口与现代梦的交锋地

我继续西行，抵达洋浦经济开发区。这里是儋州最现代的地方，高楼林立，工地喧哗，港口巨轮出入不断，宛如另一座城市。

但在现代化的背后，藏着一座古港——洋浦千年古港。

遗址不大，一段残墙、一口古井、几块石碑。但站在港口遗址前，面向波光粼粼的海面，我却感到一种极其沉重的时间重量。

导览图上写道：洋浦港最早可追溯至唐代，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节点。古时有海外商贾、航船官吏、琼州文人在此登岸，也有无数漂泊者自此出发。

如今的洋浦，在钢筋水泥中重启海洋梦，成为国家级港口。但古港仍在提醒人们：新梦之下，是旧梦的基石。

我写下：

“儋州的洋浦，是一场古今对话的实景剧。它一手握着千年前的航船，一手操控今日的巨轮。它不否定昨日，也不执拗过去，它在诉说：梦，终究是为远行而生。”

四、北门老街：时间遗忘的转角处

在离开前的黄昏，我走进儋州城区的北门老街。

街道不长，但极安静。两侧是砖木结构的老屋，部分已经塌败，木门虚掩，石阶长满青苔。

我走进一间开着的老茶馆，老板是一位八十多岁的黎族老人，手里正编着一种手串。他说自己年轻时在这条街上开书店，现在书都不卖了，只泡茶。

“现在的人啊，走太快，不如坐坐。”他说。

我在他的小茶桌边坐下，喝着他泡的野山茶，目光扫过那堵写满繁体字的旧墙，我忽然觉得：儋州不是没有变化，而是它在极力保存着一种“慢”的节奏，像故意不让时间走得太快。

我写下：

“儋州，是海南岛上被时间遗忘的角落。可它不是停滞，而是一种极慢的深思。它以老茶为笔，以老街为纸，在海南热烈奔跑的节奏中，为自己写下一段清寂如水的独白。”

五、西北角的落笔

夜色降临，我独坐旅馆阳台，看着儋州夜空中稀疏的灯火，耳畔依旧回响着调楼村的渔歌，脑中却浮现苏东坡临别时写下的那句诗：

“他年谁作舆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。”

我终于明白，儋州的存在意义并非为人所“看见”，而是为心灵留一处“不必解释”的归宿。

它是海南的西北角，是地理的边界，但却是思想的广场。

我写下本章结尾：

“儋州，是一座不争不扰的文化孤岛。它无意取悦，也无需装饰，它静静地以书院、渔歌、古港、老街的方式，存续着一种接近本源的生活姿态。

是地球交响曲南海终点处，一道不喧嚣、却深沉的低音符号。”

我合上笔记本，对着远方的大陆方向低语：

“下一站，贵港。”

我将从岛屿归陆地，带着热带之声，重新踏上中国西南的城市奏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