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这一辈子，有时候不是你哪一步走错了路，而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错误的棋盘上。夜幕降临，我终于明白，这并不是一盘能够取胜的棋局。

我坐在这间如囚笼般狭小的宿舍里，床板是由粗糙的钢筋水泥拼凑而成，整个宿舍只亮着顶头一盏昏黄的日光灯，灯管闪烁着不定时的嗡鸣，像是随时要彻底熄灭。头昏脑涨，嗓子干裂，每一次吞咽都像干沙摩擦骨节。耳朵里嗡嗡作响，仿佛残破的留声机在重复着同一段恐怖的旋律。四周墙面上，斑驳的油渍当年被照明管烤得发亮，此刻却在灰尘沉积下又恢复了晦暗，像是一张张不定时颤抖的脸。

厂区的楼道里时常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，那股怪味混合着机油、霉烂的腐肉和老鼠屎，像是一种病态的气息，粘在喉中，不肯散去。每一步踏出，都像踩在无数蟑螂的尸体上，嘎吱作响。昏黄的灯光在天花板上摇曳，一点一点吞噬黑暗，却又仿佛在看着我冷笑，让我分不清那是笑声还是嘲弄。

这，是我“南下”之后的第一夜，却比我想象的任何地狱都要恐怖。

“新来的？”

一个低哑、拖长了音的声音从阴暗的角落里传来，带着几分不怀好意的好奇。

我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满脸麻子、面色蜡黄的青年正倚在墙边。他的眼珠在油污下暗淡无光，却闪烁着一丝警觉；脸上厚厚一层机油未洗，一拨就有油渍脱落，像是长年累月不曾清理的机器零件。他和我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蓝色工衣，布料早已褪色，袖口和膝盖处破了好几个洞子，露出里头同样带着污渍的打底衫。那双解放鞋上的鞋带只剩下一边，两脚踩在宿舍冰冷的水泥地板上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回声。

我点了点头，声音仿佛被沙土填满，只从干裂的唇缝中挤出：“……净空。”

“净空？”他咂了咂嘴，仿佛在品尝我名字的滋味，“名字倒挺干净的。可你得记住，这地方——一点都不干净。”

我没有反驳，也没有笑。他赫然觉得自己说得威风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声音低沉：“别看今天中午你没挨板子，那是因为还有两个更倒霉的新人先招惹了头头。咱们班组长心情好，懒得管你。等你干两天不合他胃口，他就知道这地方多‘讲规矩’了。”

灯光晃了一下，他的嘴角衔着一丝笑，却看不出丝毫善意或恶意。他只是平静地说出眼前这份“既定事实”，像气象播报：明天可能下雨；厂里可能打人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我也好奇地问。

他抬头看我，似乎不常被人询问姓名，迟疑片刻，眨巴着眼：“……我叫黄毛。”

“真名？”我继续追问。

他淡淡一笑，摇头转身走向对面那排同样被油烟熏黑的床铺：“真名？在这儿待久了，你会发现真名根本没什么用。名字，不过是用来喊人的。喊不醒、喊不动就什么都不是。”

我沉默。夜色在灯光下拉长，墙壁上的裂缝里渗出一丝冷风，将我的骨头都吹凉。

凌晨两点，厂区的铁门“哐啷”一声被狠狠拉开，敲在走廊的铁壁上，回声震得人牙齿都在打颤。

门口冲进来一个魁梧身影，拖着一只大号蛇皮袋，脚步沉重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：“起床了！上夜班的，滚——都他妈给我滚起来！”

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呼喊震得脊背发寒，本能地弹起身。黄毛动作更快，像泥鳅一般从床铺上一滑便落地，没发出一点声响，却又准确无误地躲开了我一同从床沿滚下的撞击。

“动作慢的，扣饭票！”那人话还没落，所有床铺瞬间炸开似的哗啦乱响，十几个人挤作一团，从床上翻落下来，有的人连绑腿都没系好就被拉走。

我还没弄明白“饭票”究竟是什么，蛇皮袋已经被往地上一甩，里面“哐当哐当”掉出一排蓝色安全头盔和几副脏兮兮的布手套，边角更湿、更黑。

那身影拍了拍手，声音冷峻：“带好你们的‘家当’，今晚去三号线，听到了没？”

“听……听明白了！”众人齐声但声调懦弱。我也挤出一个答应，却觉得嗓子像被砂纸刮痛。

出门前，黄毛从裤腰里摸出一只皱巴巴的医用口罩，塞到我手里：“戴上，不然吸三口粉尘，下巴就直接咯血了。”

我看着口罩，心头一酸，却没来得及说声“谢谢”，便蒙上了口鼻。

三号车间，根本不配叫“车间”，更像一个地狱熔炉。

我们被一条长长的管道引进一个封闭厂房，门一关，世界顿时只剩下一道狭长的缝隙透着微光。车间四壁用厚实的金属板紧密封死，没有窗户，只有高处几个排气孔，时不时喷出滚滚黑烟。灰蒙蒙的雾气与火星细屑四处飞散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味和化学药剂味，嗅到一次便让人酸麻。

地面被潮湿的工业废水浸透，踩上去“吱吱”作响，像踩在湿棉絮里。地上不知名的油污到处都是，在昏暗灯光下，和那些淤泥混成深褐色，像无数血迹凝固太久的染痕。

我们这一班被分到“废料筛分”小组。所谓废料，就是从生产线末端筛出来的残次品、电路板边角料，还有被高温灼烧变形、起泡的线路板，它们被倾倒在一个比人还高的大铁皮平台上，一堆堆如同废墟般堆砌。

“今天晚上，得干够八吨废料！”班组长那个戴小胡子的人走上平台，一边挖鼻孔，一边对台下喊道，“干不够，就别想下班——晚一秒钟算一斤，理解么？谁要敢掉链子，后半夜保证你去‘冷罐’里待两个钟头！”

我们几个新人面面相觑，心里一沉——“冷罐”，这名字就像是某种恐怖传说。没人想被人类遗忘在那种地方。

随着他一声令下，筛分正式开始。我和黄毛被分在一号位，面对两个繁重的筛分槽。工具只有一把旧钳子和一只发黄的紫光灯，钳头早已生锈，手柄包着胶带。紫外灯闪烁不定，透出诡异的紫色光芒，仿佛随时可能断电。

我第一次抬手，翻开第一块金属与玻璃混杂的电路板。手指刚一触碰，冰冷刺痛从指尖蔓延，肌腱都在发颤。

“戴手套！”黄毛一声低吼，声音里有几分急促，“有静电，会闪你一嘴！”

我连忙套上早已发霉的布手套，手指在里面僵硬得动弹不得，汗水和尘土混合后的味道透过口罩钻进肺里。再低头工作，筛分的动作机械而重复，像某种丧失意识的机器。

不知道干了多久，或是一分钟，或是一小时，我的额头开始渗出冷汗，汗水顺着发际滴入眼睛，刺得我抬不起眼皮。口罩早已湿透，贴在脸上如同一层厚重的纱网，每次呼吸都像在吸入烈焰与钢屑。

正当我忍不住想停下时，“啪”——一个沉闷的声音打断一切。我面前的筛料桶被粗暴地一脚踢翻，废料如潮水般倾泻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“干得这么慢？你是来度假的？”班组长的声音带着狰狞。

他跨步上前，俯身看我，眸子里尽是嗜血，“你再给我慢吞吞，就今晚休想下班，我让你去‘冷罐’透透风！”

我咬紧牙关，不敢吭声，只能强撑身体，继续手中重复着挑拣、丢弃、搬运的动作。

凌晨四点，车间里已有两名工友倒在地面，不停抽搐，口中带血。看他们被人从地上拖起，扔向车间尽头那扇漆黑的厚重铁门。每一步都沉重得像要将人踩进地狱。

黄毛嘴唇发紫，虚弱却依旧凑近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坚持，不管干得怎么样，千万别倒下。一倒，就给你记入黑名单。”

“黑名单？”我喃喃。

他呼出一口浑浊气息：“一入名单，就天天半碗饭，钢板床，连厕所都得排队。想翻身？门都没有。”

我眼前一阵发黑，却在那一刻知道，自己若是倒下，便真要被这地狱吞噬了。

就在此时，一个瘦小的新人忽然“扑通”一声，跌倒在废料堆旁，瘫软在地，双眼翻白。他虚弱地呢喃：“救……救命……”

我慌忙冲着班组长喊：“班组长，有人倒下了！”

班组长冷冷扫了地上一眼，没有任何同情，手一指向厂房尽头：“扔‘冷罐’里去，明早再说。”

两个壮汉没多说话，将那男孩的四肢拉起，像拖牲畜般塞向那扇冰冷的铁门，再也听不到任何响动。

那一刻，我终于彻底明白：“冷罐”——不是暂时的惩罚，而是一个通往死亡的冰窖。

天破晓时分，六点整。工作结束的哨声在车间外响起，如同战场的丧钟。我们被一股莫名的解脱感驱赶回宿舍。

我拖着被湿泥灌满的解放鞋，瘫坐在小食堂外的铁长椅上，双手发抖得连碗筷都扶不稳。面前是一碗干稀的米粥，粥面平滑得像没有一粒米，底下漂着两片薄如纸的萝卜干，毫无油香。

我抬头望了望那张饭票——是前天交身份证时分发的，印有编号和厂区公章，宣称凭此可兑换一餐。然而风吹雨打下，饭票已打了折，镂空处写满了“违规扣减”、“迟到作废”的条款。

黄毛曾说：一旦触犯规矩，饭票就扣一半；一旦被举报，饭票就没了。没饭票，就得挨挨饿饿，用胃里的空酸汁当护身符挨天过。

我把最后一口稀粥咽下，胃里翻腾，像有数不清的苍蝇在盘旋，又像有什么被撕扯着往上冲。

夜幕又一次降临。

回宿舍的路上，我经过那扇“冷罐”门，铁门半掩，背后传来几声闷响。几个工人正把一张破旧的折叠床搬进去，床上是昨夜晕倒的那个男孩。他没有动，也许已经死了，也许还未断气。雨珠从他发梢滴下，溅在地上，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沉重回声。

我心头一痛，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，生怕与那死亡的气息对视太久。

宿舍门口，新来的女工蹲在地上抽泣。她身子蜷缩如一张纸片，肩膀不住颤抖。我素不相识，却知道她绝不会是最后一个绝望的人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消失的人。

我走过去，想说些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口。最后，我只轻轻点了点头，摸了摸挂在她床头的红绳手环，示意她别太害怕。

回到床边，我闭上眼，却清晰地看见佛堂的油灯在燃烧，师父坐在蒲团上，一脸苍老却慈悲。他目光望向我，声音缓慢而深沉：“净空啊，若有一天，你要渡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渡你自己——你还敢不敢渡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夜风透过破旧窗棂卷进来，裹挟着腐乳般的臭味，将我心里的脆弱与恐惧一并卷走。

这一夜，我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熬过第二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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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这一生，或许从未真的处在一盘可以“赢”的棋局里。可当认清了棋盘的模样，认清了棋子的走法，也就有了随时弃子重新开局的勇气。

我将目光投向远方，想起师父常言：“世间最苦的，不是被困牢笼，而是连笼外都不敢去看一眼。”

风继续吹，狗叫声在夜色中摇曳。无路可退，但路还得继续走——走出这铁窗、走出这条布满鲜血和泪水的筛分线，去寻找那个能够真正放下执念，重塑自我的彼岸。